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们常听到一种论调：“医生开了太多的抗抑郁药”，或“使用抗抑郁药已成为这个国家的流行病”。这种观点一般来自针对精神病学界的批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说法是由精神科医生自己提出的。引用Elizabeth Wurtzel1994年回忆录的题目：我们真的变成所谓的“氟西汀国”了吗？

总体上看，我不这么认为。从很多方面来讲，“太多的人在吃抗抑郁药”是一个迷局。所谓迷局，显然并非一个谎言或虚假的事实，它往往有那么一丝真实，但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则并非如此。比如有人说，“乔治·华盛顿将一枚银元扔过了波托马河”，该河有超过1英里宽，可见华盛顿的力气之大。这就是个迷局：不是因为华盛顿没做过类似的事，而是因为在他年轻时还没有银元这个东西。

需要确认的一点是，在某些医疗机构，医生开抗抑郁药往往过于随意，对患者的评估时间很短，有时针对的是一般的压力或日常的悲伤，而非重性抑郁（MDD）。根据我的经验，抗抑郁药在双相障碍患者中也开得太多，此时这些药往往弊大于利，而包括锂盐在内的心境稳定剂更为安全有效。然而，这些事实却被很多问题所掩盖了。

比如，媒体经常报道称，最近这些年，美国抗抑郁剂的使用“增加了400%”，这很可能是真的。国家卫生统计中心（NCHS）的数据显示，从1988-1994年到2005-2008年，抗抑郁药在各年龄段中的使用率确实增加了将近400%。事实上，12岁以上美国人服用这一类药物的真实比例约为11%；这不是个小数，但达不到“氟西汀国”的程度。另外，抗抑郁药使用的增加也反映了这一类药物在非抑郁症状中的应用，这种用法虽然比较新，但却是合理的，如神经痛、PTSD及惊恐发作，有数种抗抑郁药被FDA批准治疗这些问题。

同样有证据显示，一些罹患严重抑郁的个体并未得到足够的治疗。比如，NCHS报告称，14%的非西班牙裔白人正在服用抗抑郁药，而只有4%的非西班牙裔黑人及3%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正在服用这一类药物。尽管重性抑郁的发病率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上述差异，但我们同样需要，针对不同的种族，医生开药的习惯及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也是不同的。事实上，Hector M. González及其同事发现，与非拉丁裔白人相比，满足12个月重性抑郁诊断标准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及非裔美国人接受循证抗抑郁治疗的比例更低。

当你面对数字时，你很容易忽略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抗抑郁药的使用亦然：

1、抗抑郁药正在做它们应该做的事情吗？（比如，它们在MDD治疗中是否有效？）

2、最需要抗抑郁药治疗的人得到治疗了吗？

针对抗抑郁药的疗效，大众媒体不乏错误信息。最好的循证学证据显示，与安慰剂相比，抗抑郁药对于中到重度抑郁更为有效。而当我们逐渐移向比较轻的病例时，抗抑郁药相对于安慰剂的疗效很可能会削弱。而且显而易见的是，针对一般的痛苦或每天都会面对的悲伤，使用抗抑郁药既没有必要，也不合适。我们还知道，对于某些患者而言，抗抑郁药可能造成潜在的严重不良反应，因此开药时必须征得患者完全的知情同意。

然而，这些药物确实正在飞向某些抑郁症状极轻，以及完全没有精神障碍的人。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很多抗抑郁药处方是基层医疗的全科医生而非精神科医生开的。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至本世纪初，抗抑郁药的使用似乎集中于那些不太严重、定义不甚明确的精神卫生问题。然而，更新的NCHS数据（2005-2008年）则发现，随着患者自评抑郁症状严重度的升高，抗抑郁药的使用率也呈上升趋势。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当医生正确使用抗抑郁药时所应发生的状况。抗抑郁药所应针对的是重性抑郁，而非一般的压力、悲伤、难过。

并且，“抗抑郁药被滥用”还存在一个很基本的问题。精神科医生常被警告：不要在充分检查患者之前下医疗结论。而事实上，如果不知道医生为什么给某位特定患者开抗抑郁药，判断该医生决策错误则显得自作主张。例如，很多来综合医疗机构就诊的抑郁患者可能并不完全满足DSM-5中MDD的诊断标准，但这种阈下抑郁仍可能存在显著的压力及功能损害，而抗抑郁药对这些人也是有用的。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单用心理治疗可能有用，但就现状来看，“话疗”的覆盖范围有限，且可能超出患者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

事实上，“故事背后的故事”在于，很多人难以接受到专业的精神科抗抑郁治疗。正如González博士所观察到的，“很少有抑郁的美国人真正得到了治疗，而得到标准治疗的人更少。”并非抗抑郁药开得太多，而是好的治疗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