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康复领域，有一种说法叫做“带着症状生活、学习和工作”，就如同“带病上岗”——用毅力和坚持克服病痛完成工作；又好像“戴罪立功”——功成之后可以减刑免罪或者将功折罪。话虽然说得没错，但有时会让人有一种不甘和疑惑——是不是我要一直这样下去，我的病是不是只能治到这个程度了——仿佛“带病生活、学习和工作”是一种无奈之举，是一种不得已的说辞。

其实不然，“带着症状生活和工作”自有其内在的机理和深意。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首先，我个人认为，既然生病了，药物治疗是基础。而药物治疗主要需要相信和依靠医生，正所谓“遵医嘱”。这中间我们作为患者主要负责将病情和症状以及服药后的包括不良反应或副作用在内的体验和感受及时反馈给医生就够了。更多地，我们要将注意力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重启生活与开展学习和工作上。

再者，这样的“明确分工”的好处在于，我们会“逆来顺受”，顺其自然，为所当为，主动作为。而与此同时，主要矛盾掩盖次要矛盾，痛苦会在不知不觉中逐步得到屏蔽或减轻。自身的优势得到了发挥和加强，劣势被随之忽视，信心和自我价值感随之得到增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越是思考痛苦，分析痛苦，痛苦就越重，正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越是想弥补缺陷和短板，自身的劣势越是得到强化。与其这样，还不如将有限的积极因素扩大，并推而广之，使之形成压倒性优势，这样幸福感反而得到加强。道理即在此地。

最后，我想以我个人为例，跟大家分享几句。从1997年患病至今已经近三十年了，试想如果这些年我一味沉溺于“把玩”病情，分析病情，可能不仅病情得不到有效缓解，到头来能干和会干的事也干不了了，最终也只能是一事无成。相反，当药物调整到相对比较耐受的程度后，这些年勉力学习，量力而行，积极有为，不仅拿下自考本科两个专业的学历，储备了专业知识，增强了谋生本领，而且至今参与社会工作超过15年以上，其间还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志愿服务，与社会有效接轨。这样一来，既能够自食其力，又能够专注于服务与奉献。服用药物也由三十年前的最大剂量一点点减至现如今每日一片的最低维持量了。而所谓症状也几乎完全在岁月的磨砺中消失了。

如此说来，三十年的重量是不是能够证明“带着症状生活学习和工作”所言不虚，不仅不是无奈之举，反而是一种应对精神疾病康复过程中应有的积极战略考量呢？想必在您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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