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10月8日—10日期间，欧盟“促进中国四个地区社区精神卫生”项目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举行。这个项目给我国的精神病治疗和康复带来了不少新鲜的理念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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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意大利精神治疗中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叫做UFE，这个理念强调，患者、家属和医生在治疗中是同等重要的，患者和家属属于有经验的专家，医生属于支持性的专家，支持性的专家是不能代替有经验的专家的。

改善：精神疾病是一种会陪伴患者终身的慢性病，如果患者能在自然的生活环境下进行康复非常便利。所以，将医生请进社区，让医患仅一步之遥。医生和患者的联系会紧密起来，可以了解患者的家庭情况，便于随访，可以建立一种连续性的服务。

未来：我们现在的理念还是管患者，总是千方百计的通过各种办法让患者在医院呆着。今后能不能少管一点，多相信患者有能力自己康复并为社会做出贡献。去机构化就是减少患者在医院的时间，更多地利用非政府组织来帮助患者。

我国的精神疾病患者活得很尴尬，生病时不敢声张，只能被关在医院里，在医护人员的监视下生活， 康复后要走向社会就要隐藏病史，或是终生呆在家里靠家人养活。社区卫生中心遍地都是，但是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却寥寥无几。欧盟“促进中国四个地区社区精神卫生”项目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一致呼吁，治疗精神疾病，有些方法要改改了。

改观念：患者也是有经验的专家

“来，您往这边走，上二楼右转，就到您要去的候诊室了。”，一位穿着志愿者工作装的年轻小伙子，拿着导诊单，给一位老患者热情指路。在熙熙攘攘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这样的志愿者分外抢眼。

他们的工作很寻常，与一般志愿者一样，活跃在医院日常工作的很多岗位上，导诊处、门诊、住院部，为大家提供导医服务。他们的角色却不同寻常，因为，他们是曾经的精神疾病的患者，康复后他们愿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心得去帮助更多的患者。“让患者当志愿者，给他们创造机会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在和欧盟“促进中国四个地区社区精神卫生”项目合作中，推出的一项新举措。而这样的举措，来源于一个精神疾病治疗理念中的“舶来之品”。

“在意大利的精神治疗中，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叫做UFE（User Family Expert，音译：乌非），他们认为，患者、家属和医生在治疗中是同等重要的，患者和家属属于经验的专家，医生属于知识的专家，知识的专家不能代替经验的专家。已经康复的患者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去帮助别人，具有医生不具备的优势。所以我们也将已经康复的患者请过来做医院的志愿者，去为更多的患者服务。”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姚贵忠院长说。

晓涛（化名）就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志愿者中的一员，他的工作岗位主要在病房，平时主要负责每周四下午医院举办的家属讲座的一些工作，也会陪患者聊聊天、开导他们。“我挺喜欢自己现在的工作的，有时候也感觉很有成就感。”谈到自己的工作，晓涛露出了憨厚的笑容。

他是在青春期查出的精神分裂症，那时他还是一名中学生，虽然患病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而是选择积极面对。克服了药物的副作用，他坚持参加了高考考上了大学并顺利完成了学业。

但是毕业后开始找工作时，困难接踵而来，一听说他患过精神分裂症，很多用人单位都不敢录取他，为了找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他只好瞒着单位，先后做过保险和代理人等工作，但是毕竟和普通人不一样，已经吃了很多年的药物，他的反应多少会比别人慢一些，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出现一次情绪不稳定，跟人相处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不协调。普通人完全可以耐受的精神压力和体力强度对他而言，都是一种挑战，而且压力太大还可能使疾病有复发的风险。没办法，最后只能告别工作岗位。

后来经人介绍，他到北大六院开始做志愿者，不用天天上班，每次只来上半天就行。

在北大六院的工作岗位上，晓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有一次在病房碰到了一个患友，他对住院非常抵触，觉得是被家人骗来的，他们都想抛弃他，所以每天都闹着要回家，我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跟他讲了住院治疗的重要性，鼓励他一定要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千万不要破罐子破摔，家人是为了他好并不是要骗他，我知道陪伴对于精神疾病患者来说有多么重要，我就每天坐在他身边，拉着他的手，哪怕是不说话，他也能得到安慰。后来这个患友就开始配合治疗了，在医院完成治疗后才回家，我觉得特别高兴，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

小涛获得了很大的满足和精神支持，但尽管如此，已经康复痊愈的他仍然对未来工作和生活充满了美好期待。他忍不住对记者吐露心迹，“虽然做志愿者很开心，但是我最大的心愿还是能找份工作，可以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家撑起来。能不能为我们呼吁一下，让社会不要再歧视我们，给我们能提供一些就业政策上的帮助。”

改方法：把精神科医生请进社区

提供新途径，让这些曾经的患者有接触社会、与人交往的机会，也是为了有更多的机会让从家中走出来。而目前，“90%的精神残疾人是在家里，这些精神残疾人90%的时间是在家中度过。”中国精协社会促进委员会主席温洪提出这两个数据，并感慨，他们没有地方工作，只能依靠父母生活，但是随着父母年纪变大、生病等，由此带来的不便之处和困难非常多。因此，改变以往“进医院治疗”的传统方法，把精神科医生请进社区，让医患近在咫尺，也是一条新途径。

意大利就是如此。

姚贵忠教授说，在意大利是没有精神病专科医院的，他们把医生都派到社区里，患者就近在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就可以看病。精神疾病是一种会陪伴患者终身的慢性病，所以如果患者能在自然的生活环境下进行康复非常便利。医生和患者的联系会紧密起来，可以了解患者的家庭情况，便于随访，可以建立一种连续性的服务。

此外，意大利还为精神病患者建了很多开放式的居住中心。患者不需要长期住在精神病医院里康复，时刻受到医护人员的监视，也不需要住在家里，给家里人带来问题和困难。

在这种居住中心里，行动完全自由的，没有医护人员的监视，平时只有志愿者给他们提供一些护理服务。意大利政府给患者了提供生活补贴，患者可以用这个钱来支付居住的费用。

而在我们国家，目前在大医院看病医生只能在门诊和患者有交流。回到家后，就对患者的情况一无所知了。

在大多数人包括家属的认识里，认为患者都是需要被照顾的，什么事都不愿意让他们做，“这种错误的观念也会造成不少精神疾病患者本来良好的社会功能丧失了，造成了退化，”而在这个机构里，患者就像是住在集体宿舍中，他们会组织患者进行康复活动，心理及职业训练，日常的一些生活事务全部由患者自己做，训练他们的自理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他们将几个患者分为一个小组，每周要召开小组会进行分工，商量谁打扫卫生谁来做饭等，并把计划贴到墙上，每个人承诺的事情必须要完成，他们认为精神疾病的患者虽然有疾病，但在自己能承诺的事情上面是正常的，如果某位患者答应了做饭却不去做，那么这个小组的患者们就一起跟着挨饿，工作人员是不会替他们做的，这也是为了让他们学会为自己的承诺负责。

在这个机构里，患者平时也可以外出上班，机构可以牵头帮助患者联系用人单位，为患者做担保，“在居住中心里，我看到墙上贴着很多招聘信息，还教给患者如何写简历，帮助他们做职业培训。患者不需要像我们国家的很多患者一样，隐姓埋名的去工作。”

机构本身也为患者提供了一些就业岗位，“我们到居住中心参观过程中，到中心的一个咖啡厅休息了一会，我发现，咖啡厅里的工作人员也都是精神疾病患者，他们服务的非常周到。”

“这种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可以算得上是两全其美，一是可以保证全程服务，二是可以保证全面服务，这种全面服务不仅包括医疗服务，还有社会服务，包括给患者提供社会交流机会、办理各项事务、就业等服务。”

改规划：建更多的社区精神卫生中心

我们国家现在疾病的负担大多在家庭上，目前受国家卫计委疾病控制局委托，由中国疾控中心CDC精神卫生中心承担的686项目（“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 ），可以免费为患者提供药品服务，同时也派出了一些专业人员为患者做服务，但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

在意大利政府的申请下，由欧盟牵头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地区也开展了类似意大利精神疾病治疗康复模式的尝试。

姚贵忠院长介绍，吉林长春、安徽铜陵、北京市海淀区已经率先仿照意大利模式开始了一期的试验项目，这些地区都在社区里开设了社区精神卫生中心，为患者建立了居住机构，海淀区还成立了精神康复志愿者协会。此次研讨会结束后，北京市延庆区和哈尔滨也将加入到项目中，为本地区的精神疾病患者服务。而且二期项目会在一期项目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建立更多的社区精神卫生中心，招募更多的志愿者，建立更多的居住机构。

不过姚贵忠院长坦言，在一期项目的推行过程中，也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海淀区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认可，得到了很多帮助，建立的点就比较多，。而长春和安徽就只是在医院开展了一个附属的机构，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精神卫生中心。而且我们国家的患者在理念上也需要提高转变，他们还是对在社区看病有顾虑，担心看不好。所以还是愿意往大医院挤。

康复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减少患者的残疾，康复得好就会提高生产力。而且患者也有权过更好的生活，有权利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个人的生活质量。姚贵忠院长呼吁，“我们现在的理念还是管患者，总是千方百计的通过各种办法让患者在医院呆着。今后能不能少管一点，多相信患者有能力自己康复并为社会做出贡献。去机构化就是减少患者在医院的时间，更多地利用非政府组织来帮助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