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食障碍一直被临床医生视为“精神病理学中最令人失望和顽固的疾病之一”，也是最具挑战性的疾病。进食障碍患者绝大部分都是女性。据统计，我国年轻女性中进食障碍的发病率约为1%~3%。 

　　自主性和依赖性的强烈冲突，引发进食的问题  

　　细胳膊细腿，有的甚至是皮包骨头，乍一看，眼前参加患友会的几个小姑娘堪称骨感美，但她们苍白的脸色、弱不禁风的行动，显示出明显的病态。让她们备受折磨并不得不接受住院治疗的是一种鲜为人知的病——神经性厌食症。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进食障碍病房主任李雪霓大夫介绍说，神经性厌食症是进食障碍的一种，主要表现为通过减少进食量和进食的种类来控制体重，有意造成体重过低。患有神经性厌食症的女孩多有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内分泌及代谢的改变等躯体功能的损害，有的甚至出现社会功能明显受损。厌食症患者都很消瘦，体重一般低于正常标准的15%左右。 

　　进食障碍的另一种类型是神经性贪食症，主要特征是反复出现的暴食以及暴食后不恰当的抵消行为，如诱吐、 滥用利尿剂或泻药、 节食或过度运动等。害怕和试图抵消食物的“发胖”作用常常是多数患者最明显的心理病理。 

　　进食障碍患者绝大部分都是女性。据统计，我国年轻女性中进食障碍的发病率约为1%~3%，在美国，目前有500万~1000万的女性患有进食障碍。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进食障碍起病于青春期，主要发生在12岁~25岁，其中厌食症以14岁~18岁为患病率的最高峰期，贪食症则晚些，患病率的最高峰期为16岁~22岁。 

　　为什么进食障碍患病是在青少年期呢？李雪霓大夫解释说，主要是因为青春期是自我认同的阶段，处在这一阶段的孩子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很想独立，但实际上又离不开父母，往往在寻求独立与依赖之间挣扎，容易表现出自主性和依赖性的强烈冲突从而引发进食的问题。 

　　食物的背后，有更复杂、深层次的问题 

　　进食障碍一直被临床医生视为“精神病理学中最令人失望和顽固的疾病之一”，也是最具挑战性的疾病。这一点，李雪霓大夫深有体会。 

　　一次随访，李雪霓大夫了解到，一个厌食症女孩在北大六院住院治疗了八九次，但后来家人放弃了对她的治疗，女孩最后全身水肿，不治身亡。 

　　进食障碍会导致死亡，数据或许更具说服力。据统计，对于达到住院标准的进食障碍患者而言，其死亡率约为12%；而被诊断为重度营养不良的患者中死亡率为15%~20%；单就神经性厌食症来说 ，死亡率也达到了0.56%，为普通人群中年轻妇女死亡率的12倍以上。而且，进食障碍的康复往往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复发的可能性比较大，导致病人再回去接受住院治疗的几率比较高。 

　　在李雪霓大夫看来，神经性厌食症难治的一个原因在于，它跟患者的部分心理是协调的，瘦让她们很有成就感。有的患者甚至跟医生说，“我付出了那么多，才瘦到现在这样，你现在却要我再长胖些，那我之前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这种病态心理使她们对食物极为排斥，担心“只要开始吃就会失控 ，多吃一小口就会长胖， 体重会无限制地长下去”。 

　　“我们相信，在食物的背后，有更复杂、更深层次的原因。”李雪霓大夫认为进食障碍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包括生物学因素和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等。她指出，就生物学因素而言，进食障碍患者中存在一定的遗传倾向和部分脑区的功能异常；进食障碍患者中的个性特点常表现为追求自我控制，追求完美和独特，爱幻想， 不愿长大等。父母对孩子过度保护、过度控制，家庭模式僵化，永远用对待婴儿的方式对待长大的孩子，这些家庭因素可能对进食障碍的发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再就是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如现代社会文化观念中把女性的身材苗条作为自信、 自我约束、 成功的代表，所以青春期发育的女性在追求心理上的强大和独立时很容易将目标锁定在减肥上。而要解决进食障碍背后的复杂因素并非易事。 

　　进食障碍还容易引发一些精神并发症，如抑郁障碍、焦虑症、强迫症、人格障碍、适应性障碍等。据李雪霓大夫介绍，临床就诊的进食障碍患者中大约有一半有过重性抑郁的病史，焦虑症的出现率也很高，其中社交恐惧在进食障碍患者中常见。进食障碍患者中强迫障碍的患病率约为16%。进食障碍患者并发人格障碍的比例高达42%~75%之间。其中，厌食症患者中发病率较高的主要有回避型、依赖型、强迫型、被动攻击型等人格障碍；而贪食症则更易表现为冲动型、情感型和自恋型人格特征。这也增加了进食障碍的治疗难度。有的精神科也会单纯按照“抑郁症”或“强迫症”来诊治而忽略最根本的心理病理诊察。 

　　只要你在，就是一种支持 

　　对于进食障碍患者而言，小路的故事颇具鼓舞性。在经过长达四五年的治疗后，两年前，小路彻底摆脱进食障碍。康复后的她，如今成为了北大六院进食障碍康复俱乐部的志愿者。 

　　“我最瘦的时候还不到80斤，为了不让自己胖，我一度每天就是用水煮点青菜吃。” 高二时为了追求瘦而几乎不吃主食的小路最初被诊断出患有厌食症时，不以为然。最终让她决心接受治疗的，是因为查出腹腔有积水，医生告诉她，若不及时治疗，有可能以后不能生育。此后，在北大六院进食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张大荣大夫的治疗下，她最终在大学前得以完全康复。 

　　“只要你在，即使不说什么，也是一种支持。”张大荣大夫的这一句话，让她成了进食障碍患友俱乐部的志愿者。现在，每逢有俱乐部开展活动，她都会积极参加，现身说法介绍自己的经历。从她的身上，进食障碍患者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力量。 

　　李雪霓大夫介绍说，医院在2006年成立了进食障碍康复俱乐部。这种经验分享、自助式的活动，对进食障碍患者而言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支持性资源，至少，“好起来的人，可以给患者传递积极、正面的能量。” 

　　康复俱乐部只是北大六院进食障碍的整体干预模式中的一种，它与住院治疗、专业门诊相辅相成，极大地改善了患者和家属对治疗的依从性。 

　　据了解，门诊治疗的对象大多是些不太严重的患者。对于那些患有严重营养不良并有合并症的进食障碍患者，则是使用保护性住院治疗。比如，对于厌食症患者，首要的是恢复进食和体重，消除自伤自杀危险等。 

　　住院患者通常是围坐在一桌就餐，老病友往往会带动新病友吃饭。此外，她们有一对一的24小时陪护，吃饭、睡觉、上厕所都不离人。李雪霓解释说，这是因为厌食症患者往往是只要想吐就能吐出来，而如果有人在身边，她就会尽量控制不吐。“住院实际上是给她们提供一种稳定的、保护性的内环境。有时限制性、约束性的环境反而是支持性的。” 

　　就具体疗法而言，北大六院主要提供了行为治疗、认知治疗、家庭治疗和支持治疗等系统的心理治疗。其中，行为治疗包括制定进食计划、执行进食计划、纠正相关异常行为3部分，以保证患者的营养重建、 体重增加， 为进一步的心理康复提供基础。而认知治疗，意在针对患者有关食物和体形的超价观念，通过谈话促使病人改变认知，加深其对自己的理解，帮助其重新作出更好的选择。家庭治疗是让家庭成员参与进来， 发现家庭内部僵化的、 适应不良的关系模式，并尝试通过改变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来促进症状的改善。 

　　肯定和鼓励患者，保证治疗可以带来积极的改变而不是灾难性的后果（通常指变成大胖子）， 并积极提供相关健康教育的内容——营养学知识等，这些都是支持治疗要做的。“治疗中的陪伴和关怀很重要，言语和行为上的支持要到位，比如医生要定期去病房看看她，让她感觉你在关心他。”李雪霓大夫说。 

　　治疗之余，医生有时也会向患者介绍和推荐有关进食障碍的书籍，作为提供给她们的一种支持性资源。最近，李雪霓大夫的译著《与进食障碍分手》得到了患者的青睐。这是一本由进食障碍患者根据自身经历写就的书，作者在分享自己摆脱进食障碍经历的时候，一方面展示了自己在康复路上所经历的种种艰难细节，另一方面始终向读者展示着那束希望之光——“如果我可以做到，你也可以做到”。希望帮助进食障碍患者打开与进食障碍相连的枷锁，顺利走上康复之路，这正是李雪霓翻译此书的初衷。 

　　链  接 

　　《与进食障碍分手》书摘 

　　●我从心理治疗师Thom那里学到一种治疗方法，即把进食障碍ED当成一个独立于我之外的，有着自己的思想和个性的个体。 

　　●我用“离婚”来形容我与ED的分离，是源于在治疗中了解到的一种类比方式，就是把我们与进食障碍的关系比作一段虐待性的婚姻关系。……身患厌食症或贪食症的女性害怕离开ED，就好像一个备受虐待的妻子不敢离开自己的丈夫一样，因为那常常是她们唯一拥有和了解的东西。……妻子们只有走出决心与虐待狂离婚的第一步后创伤才会开始愈合。这也是进食障碍患者在生活中获得自由的唯一方法。 

　　●在我病情最重的时候，人们每天都在质疑我的体重，问我是否得了厌食症，我把这当成是最大的赞美。 

　　●我知道，进食障碍与不断的自我苛责、自尊的丧失和残酷的完美主义相依相伴，更知道深陷其中是什么滋味。 

　　●与ED分离非常具有挑战性，而有时似乎就是不可能的。我只是不得不相信自己，并情愿一次次地失败，再找到力量重新开始。 

　　●要从进食障碍中康复，你就必须得吃饭，必须停止暴食和呕吐，必须与ED分离，重新或者可能是第一次认识你自己。 

　　●不要试图单靠自己去完成这个过程。我试过，行不通。想沿着康复之路走下去，你就需要在周围建立一个支持系统。我的支持系统里有我的朋友、家人、治疗小组里的病友，还有我的营养师、内科医生，当然还少不了我的心理治疗师。有了他们的帮助，才有了我今天畅享的精彩生活。 

　　●曾经的我认为瘦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现在的我懂得了生活远比0号尺码重要得多。